一個窮苦孩子從國際學校走出閃亮人生路

　　一個窮苦孩子從國際學校走出閃亮人生路！國際學校網訊：1996年出生的武子璇總是不聲不響，學習成績不高不低。站在陌生人面前，她甚至害羞得說不出話來。在眾人的矚目中，她緩步走向那架黑色的、閃亮的鋼琴，十指抬起，一連串流暢的按彈后，音符從指尖輕盈地流淌出來，她的從容讓旁觀者察覺不到，她穿著一身破舊的、布滿灰塵的衣服。


　　武子璇在上海久牽志愿者服務社學會了彈鋼琴，并且會拉簡單的小提琴。澎湃新聞記者 賈茹 圖

　　武子璇跟隨做建筑工人的父親在工地的磚塊中間長大。2005年，離開老家江蘇沛縣后，她成了上海30多萬隨遷子女中的一員，在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上學。

　　而在開頭那段影像資料里，武子璇還是一支叫“放牛班的孩子”的合唱隊的成員，她的歌聲洪亮，對鋼琴也有特別的天賦。

　　當張軼超組建“放牛班的孩子”時，他受到一部法國電影的啟發——影片中，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克萊門特用音樂打開了一幫鄉村“問題少年”的心；在現實世界中，張軼超想通過音樂課程幫助隨遷的孩子們獲得一種美的熏陶。

　　40歲的張軼超是上海久牽志愿者服務社（下稱“久牽”）的創始人，從2001年起，這所機構為農民工隨遷子女提供公益教育服務。張軼超的另一個身份是上海一所國際學校的老師，教高中生TOK（知識理論）課，探討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。在貧窮與富裕之間來回，張軼超試圖讓前者與后者一樣擁有多樣的選擇。

　　十一年里，一屆又一屆的“放牛班的孩子”長大：有人留在上海念中專畢業后進入社會；有人回到老家讀高中參加高考；還有8個人拿到了全額獎學金出國讀書。盡管許多人還在他們的命運軌跡里盤旋，但他們已經意識到自身擁有的可能性。

　　久牽

　　5月底的一天，下午五點多，張軼超出現在大學路上的久牽浦西活動中心。高而瘦的他戴著眼鏡，穿一套整齊的黑色西裝，內搭淺色襯衫，不扎領帶，看起來文質彬彬。

　　久牽浦西活動中心，張軼超在跟孩子們聊天。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

　　他隨意坐在彈鋼琴的凳子上，跟孩子們閑聊。鋼琴上放著一張十年前張軼超跟孩子們的合影，那時的他臉上還透著學生氣。

　　2001年，***哲學系研究生張軼超騎著自行車，穿過校區，由國權北路轉入廢棄的江灣機場，無意間闖入一片外來農民工聚居區，這里有幾所農民工子弟學校。

　　學校是在廢舊廠房的基礎上蓋的，孩子們灰頭土臉地在空地上跑，看到張軼超脖子上掛著相機，就一個個沖到他面前，擺各種姿勢，要他拍照。

　　張軼超組織***學生去學校支教，但課堂上很吵，有人打鬧，有人寫作業，有人擤鼻涕，還有人在吃東西，只有很少的人在聽課。學校的老師，對志愿者也愛理不理，甚至對志愿者糾正孩子們的英語發音不滿。

　　一次，他的一個朋友來學校，帶了許多文具和一大袋糖果。張軼超把糖果交給校長分發，可當他走出在二樓的校長辦公室，只聽到身后傳來興奮的喊聲：“孩子們，快來吃糖啦！”他轉身一看，糖果在空中飛，孩子們拼命地爭搶，有人打起來，有人哭起來。。。。。。這個畫面讓張軼超無法釋懷。

　　他在想，這些孩子的未來會是怎樣的呢，“他們需要的是較優的老師和系統的教育，而非物質上的暫時改善。”

　　張軼超打算開辟新的教學場所，他在國權北路上租了一套房子，作為教學點。“久牽”誕生了。

　　從2002年2月開始，除了語文、數學、英語等主課是志愿者到農民工子弟學校教授，其他所有興趣類課程，都在“久牽”進行，這些課程包括天文、音樂、繪畫、電腦、歷史、詩歌、攝影等，張軼超想讓孩子們了解更多有趣的事情。

　　端午節，久牽浦西活動中心，孩子們在學習制作粽子。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

　　岔路口

　　據2007年上海市教育事業統計，截至2007年9月，上海接受義務教育的外來流動人口子女近38萬人，其中初中階段8萬多人。

　　新華網2008年的一則報道援引共青團上海市委、上海市社區青少年事務辦的調查稱，初中畢業后，有約一半來上海農民工子女留滬跟隨父母一起經商、幫工，或進入成人中專、技校或其他中等學校就讀，另有一半來滬務工人員子女散落在社會之中，處于就學就業兩難境地。

　　姚如惠是久牽的孩子中一批站在“岔路口”的人。1992年出生的她，在7歲時跟隨父母從老家安徽蚌埠來到上海。2006年，父母要把讀初一的她送回老家——姚如惠的父親因家境貧寒，讀完初中便輟學，一直心懷大學夢，認為考大學才有出路。

　　對于隨遷子女來說，從小離家，他們對家鄉的記憶非常模糊，老家通常只是身份證上的一串地址，只有在需要填寫住址信息時，才會翻出來查看。而因為教材版本、教育環境和上海也很不一樣，他們回家后通常要經歷一段艱難的適應期。

　　姚如惠去了一個寄宿制學校，班上90多個學生，每天六點早自習，九點晚自習結束。她成績優異，中考進入縣城一中好的 “火箭班”，但這里課業壓力很大，下課后，所有人都在看教輔資料做題目。一次她數學測試考了108分（滿分150分），被老師點名批評，直到她下一次考了130多分，才提心吊膽地躲過點名。

　　姚如惠在那里像完全變了一個人，不怎么跟同學講話，整天擔心成績跟不上。她很困惑，為什么要回到老家，她也不知道是否應該回上海。

　　當姚如惠在高考的題海里奮戰時，升入初中的林蘭蘭，也面臨去和留的選擇。

　　1995年生的林蘭蘭是河南周口人。2000年，父母把她和比她大兩歲的姐姐林慶慶，比她小兩歲的弟弟林創創都帶到了上海。

　　爸爸初的工作是收廢品，媽媽是保潔員。白天他們上班，怕孩子受欺負，就把他們鎖在家里。對面一戶人家有兩個兒子，把沙子石頭扔到林蘭蘭家鍋里，三個孩子氣得不行。等到父母回家，門一開，林慶慶就沖出去揍對面的男生。

　　姐姐林慶慶讀完小學，被父母送到老家的寄宿學校。班上有130多個學生，60個人住一間宿舍，睡上下鋪。她不僅無法適應那里的教育方式，還水土不服，渾身長痘，得了慢性胃炎，一年后，林慶慶又回到上海。

　　林蘭蘭成績較優，小學初中都是班長，父母也希望她可以回家考大學。但林蘭蘭不想回去，她還是喜歡上海。

　　合唱團

　　2006年，一個跟平常無異的早晨，林蘭蘭穿著松垮的秋衣，滿身塵土地站在學校的操場上做完早操，在校長發表枯燥的講話后，一個年輕的男人突然走上臺對他們說，想組建一個合唱團。

　　他就是張軼超，在宣布組建合唱團的消息后，同行的志愿者柯慧捷拿出吉他彈奏起來。從沒見過吉他的孩子們，臉上寫滿了新奇，都跑過去想要摸吉他，新奇感跟“這個合唱隊肯定很好”畫上了等號。

　　幾百個學生排起長隊報名，一個個試音，終篩選出36個人。林蘭蘭、林慶慶都被選上了。

　　多年后，張軼超回憶，組合唱團其實是件“拍腦袋”的事兒。一天晚上，他看了法國電影《放牛班的春天》，看完后就有點小興奮，“哎，辦個合唱團挺好。”

　　他給合唱團取名“放牛班的孩子”。每周上兩次課，孩子們從發音開始學，張軼超托著腮幫子坐在一旁聽，“盡管他們很吵，唱得也不咋地，但很投入很認真”。

　　久牽浦西活動中心，鋼琴上放著十年前“放牛班的孩子”合照。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

　　一開始，他也聽得頭大——這畢竟是一群從沒上過音樂課的孩子，張軼超那時心想，怎么唱成這個樣子。但兩個月后，孩子們越唱越好，聽他們排練，變成一種享受。

　　在張軼超看來，合唱團也許不會改變人生，但會讓人生更豐滿一些。

　　隨遷子女的父母幾乎都是全年無休地工作，沒空陪伴孩子，彼此之間也缺少交流，許多孩子寡言少語，不愿表達，如果父母老師責怪他們，他們尋常的態度就是沉默。

　　玩是張軼超跟孩子們建立信任的方式。新江灣城曾是一塊濕地，張軼超帶著孩子們去那里抓蟲子，鼓勵他們帶回去養。他還帶他們玩藏寶游戲，打羽毛球，抓龍蝦，放風箏，探險，看電影，打游戲。。。。。。

　　孩子很容易厭倦，他需要不斷開發新鮮玩意兒。他拿著天文望遠鏡帶他們去看星星，帶他們到外灘拍攝汽車的尾燈、前燈，教他們如何曝光，拍出漂亮的光帶。在姚如惠的印象中，她跟著張軼超走了很多很多路，每天走得腳疼，“我們去江灣鎮靠走路，來回要走七八公里。”

　　他帶他們去吃沙縣小吃，肯德基和高檔食物。有些孩子吃了高檔食物，會跟別人說：哎你知道嗎？我今天吃的這個東西多少多少錢。

　　張軼超會教育他們：“我帶你吃這些東西不是想讓你跟別的小孩炫耀，在我看來，不管是沙縣小吃還是幾百塊的菜，沒有任何區別，我只是想讓你體會這個世界的豐富性，食物可以做成這樣，也可以做成那樣。”

　　就在這些細微小事的指點中，孩子們開始認識世界，獨立思考。

　　2006年，合唱團在上海電視臺參加演出，演出結束后，歌迷把熒光棒扔在舞臺上，十歲左右的孩子們一窩蜂沖上舞臺搶熒光棒。

　　張軼超很生氣，把他們訓了一頓，“搶得臉紅脖子粗，我讓他們去想，為什么要去爭搶這些熒光棒？”

　　站在回鄉與否的人生岔路口，久牽的孩子們也需要去想很多“為什么”。

　　在大多數隨遷子女的父母看來，回鄉參加高考是唯一“出息”的可能，但林蘭蘭沒有回鄉，她在上海讀了中專。基于自我的認識，對自己的人生做出選擇。這是張軼超在國際學校上的知識理論課的內容，他希望久牽的孩子也能認識和創造更多的可能。

　　出路

　　2009年的一天，張軼超從朋友處得知，有一個國際學校，可以提供免費的全額獎學金，前提是學生足夠較優。

　　這個學校就是UWC（世界聯合學院），它成立于1962年，吸收來自世界各地，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。張軼超希望久牽的孩子去試一試，后來王新月、姚如惠和劉燕霞三個同齡的女孩被送到北京免費學托福。

　　那時正是姚如惠高考前幾個月，她請了一個月假學托福。班主任覺得她在“瞎搞”，父母也強烈反對。申請UWC時需要班主任寫推薦信，但班主任說，這學校是騙子，“看名字大可能是騙子”。

　　在張軼超的建議下，姚如惠還報考了***的自主招生，但“題目超難”，她考得很差；她還嘗試直接申請去國外讀大學，也失敗了。后階段，姚如惠突然就氣餒了，給UWC的申請書寫了，卻沒有寄出去。

　　不夠堅定的劉燕霞也沒有投遞申請書。

　　劉燕霞是重慶人，跟著父母到上海后換了三個小學，初中時，她進了唐鎮中學。唐鎮中學不僅有上海本地學生，也有外地學生，初一時按成績分班，劉燕霞成績年級一，在一班。初二時，考慮到外地學生不能參加中考，學校按戶籍分班，劉燕霞就被劃到二班。

　　整個初中三年，劉燕霞的成績一直保持在年級一，她還參加各種課外活動，比如每周去高橋烈士陵園做講解員。“那時候特別不理解，我為什么不能上高中，比我成績差的都能上。”

　　初一剛結束，劉燕霞考察了老家的學校，發現不僅教材版本不同，學習環境也完全不一樣。“唐鎮有征文活動，但他們只有上課、考試，不能看課外書，我很失望，還是想回來。”

　　三人中，只有王新月一人終投遞了申請書。2011年1月，她收到了面試通知，張軼超陪她去北京參加面試。

　　UWC喜歡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，王新月跟他們討論，如果她是政府工作人員，想做哪些事情。在回來的出租車上，張軼超對她說：“你很關鍵啊，王新月，你肩負著很多人的命運呢。”

　　2011年4月，王新月被UWC錄取了。她的成功讓久牽其他孩子看到了希望，申請UWC一時在久牽成為“風潮”——但UWC官網上顯示，他們的總錄取率只有5%。

　　林蘭蘭原本對自己未來的設想是：讀完中專先工作，邊工作邊考夜大。她認為做什么工作沒太大關系，只要努力，保持向上的生活狀態，就可以在上海站穩腳跟。

　　在中專一年級時，林蘭蘭首次申請UWC被拒。后來，一個去了UWC的學生回到久牽，分享在國外的學習經歷，林蘭蘭托著腮，滿眼的羨慕：“那你就講一件，在UWC好玩的事情吧。”

　　2014年這一年，久牽有三個孩子被UWC錄取，分別去香港、英國、德國讀大學兩年預科。林蘭蘭是其中的一個，這是她的二次申請，她去了英國。

　　選擇

　　在王新月被錄取這年，姚如惠也考上了安徽大學。

　　進入大學后，她感到有些迷茫，一個月就萌生了退學的想法。姚如惠去找張軼超，張軼超告訴她：“你要退學也沒有太大問題，但你前面的努力……你退學之后干什么呢？沒有想清楚就不要退。”

　　同齡的劉燕霞這一年進入上海信息技術學校讀中專。中專畢業后，劉燕霞經過層層面試，找到一份跟專業對口的公司實習。

　　那家公司很大，劉燕霞喜歡公司自由的企業文化，那段時間，她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轉正。

　　但那個寒冷的冬天，她被告知沒有被錄用，她在租的房子里痛哭不已，“我也知道文憑很重要，有時也會感覺到跟室友的差距，一想到自己的未來，真的會哭。”

　　2008年，張軼超在浦東建了二個久牽活動中心，劉燕霞是唯一一個浦東合唱團成員。下午4點半放學，她跟著張軼超一起，換乘好幾趟公交，從浦東坐將近兩個小時車去浦西排練。

　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，大家都把久牽當家一樣。一開始，浦西的孩子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就喊她“浦東的、浦東的！”

　　每周一次的合唱讓劉燕霞很期待，“老師會教我們用氣息唱歌，五線譜怎么看，拍子怎么打。”除了唱歌，劉燕霞還在這里學英語，上興趣課。

　　小時候，她曾有很多個夢想。等到長大了，有的忘了，有的沒有實現。“接觸到合唱我就想當合唱老師，接觸記者想去做記者。張老師鼓勵我，說這是孩子的天性。”

　　多年后，劉燕霞向記者回憶這些往事時，還會陷入更久遠的記憶：

　　2000年，她跟隨父母，沿長江坐船到上海。全家人搬了一箱子泡面，在船上吃了一個禮拜。爸爸初在上海做門衛，一家三口就擠在浦東唐鎮的一間門衛室里住。

　　在上海生活了17年，劉燕霞看著周圍的摩天大樓，常覺得自己不屬于上海，走到哪里都在漂泊。

　　畢業后，她獨自在外租房，有時跟父母匆匆見一面，他們叮囑她好好工作掙錢。“給你養大了，成人了，下面的路就由你自己走了。”

　　實習沒有通過，久牽的一位老師推薦劉燕霞去了一家蛋糕店。她在那里負責包裝蛋糕，但沒多久，她就辭職了。劉燕霞覺得那份工作沒有價值，輾轉又換了兩份工作，一直在尋找自己真正想做的。

　　回到久牽

　　2015年，姚如惠大學畢業，回到了久牽。她目標清晰，張軼超曾經帶她走過的路，她想循跡前行，如今她是久牽浦西活動中心負責人。

　　久牽浦西活動中心負責人姚如惠在接待志愿者。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

　　久牽浦西活動中心位于***附近的大學路，一百來平方米的屋子里鋪著地毯，四周擺著鋼琴、吉他、電腦，書柜里有各種書籍，架子上擺滿了玩具、桌游……

　　下午三點多，風從陽臺上吹進來，林慶慶在客廳鋪上瑜伽墊慵懶地躺下，有人在彈吉他，有女生隨著吉他聲唱起歌來。

　　過去十年，久牽每年接受的孩子大約100人，不斷有人離開和加入。某種程度上，久牽就像他們的避風港。林蘭蘭回國有時就住這里，林慶慶生活不順時會逃來這里，屠文建中專畢業工作不如意時也是回到久牽。

　　1994年出生的屠文建是安徽霍邱人，5歲來滬，2006年，他成為“放牛班的孩子”的一員。屠文建癡迷于唱歌，小時候夢想當歌星，在合唱隊時他當領唱，“覺得我很牛逼！”

　　小學畢業后，屠文建不愿意回老家，他在上海讀了中專，但不喜歡學的計算機專業。跟林蘭蘭一樣，屠文建也曾申請UWC，但只申請到半額獎學金，就沒去。

　　2013年，離畢業還有一年，他已經修滿學分，想早點出來掙錢，經張軼超推薦，他去了一家工廠。原本想去學財務，但去了之后，工廠安排他去流水線。

　　他的工作是在流水線上修機器，早中晚三班倒。“那班人都比我大，他們想的東西跟我想的不一樣。他們都是想賺錢，我是想學東西，但是學不到東西。還要跟領導撒謊，討好師父，不然待不下去。”屠文建難以融入到工廠生活中。

　　他不喜歡這個工作，但在學校沒有事做，也找不到別的工作。這里每天加班，一個月可以拿到6000多元，他用“熬時間”形容自己那時的狀態，壓抑的時候就拿拳頭對著墻壁打。

　　兩年后，屠文建辭職，回到久牽做會計，一個月工資3500元，但他不介意比工廠低。“這是我的家，我在家里工作，拿3500，已經很開心了。”

　　林慶慶現在在一家教育公益機構工作，每天要陪伴孩子們完成課后作業。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

　　屠文建現在一邊工作，一邊自考大專，他想繼續讀大學，也想一直留在久牽，這里讓他有安全感。但母親馬紹玲并不滿意兒子現在的工作，因為工資不高。

　　他們家靠近寶山江灣鎮，是個由倉庫改成的房屋，一家住在二樓的一個十幾平方米的房間里，一個月租金1100元。家里很簡陋，一張雙人床，一張上下鋪，下鋪是屠文建的床，上鋪堆滿了雜物。

　　屠文建（左一）和媽媽弟弟在出租房里。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

　　馬紹玲寄希望兒子通過讀書改變命運，但屠文建成績不夠好，來到上海后，她又生了個兒子，也在久牽，現在讀小學，她打算明年帶他回老家讀書。

　　“你有想過找別的工作嗎？”記者問屠文建。“no！那樣的人際關系不適合我。在別的地方沒有在這里自由。”

　　命運軌跡

　　在上海生活七年之后，2012年，讀初二的武子璇跟著母親回到了戶籍所在地，江蘇沛縣。

　　她還記得幾年前，離開老家的那晚是深夜，母親把她叫醒，弟弟在母親的懷里酣睡，而她困得睜不開眼，拽著母親的衣服閉著眼睛往前走。

　　武子璇在老家讀完了初中，高中。2017年6月，她參加了自己的二次高考，她希望高考后，去外面看看，把握自己未來的路。

　　劉燕霞如今在張軼超所在的學校做實驗員，有一個干凈獨立的辦公場所，她很喜歡這份工作，希望有一天可以當學科老師。2015年12月，她自考拿到大專學歷，現在自考本科，還剩下三門課畢業。

　　劉燕霞在實驗室里工作。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

　　受張軼超影響，林慶慶和另一位久牽的孩子侯學琴畢業后都選擇做公益。五月底，侯學琴辭去自己畢業后的二份工作，進入一家關于水污染的公益機構工作。“工資不是很高，但是做得開心就好。”

　　而王新月和弟弟王澤方、妹妹王雪蒙都考上了UWC。

　　從UWC畢業后，林蘭蘭申請到美國一所大學的全額獎學金，已經讀完大一。今年5月，40歲的張軼超結婚，林蘭蘭回來參加婚禮。不久后，她又匆匆前往墨西哥參加夏令營，學習西班牙語。

　　2014年，張軼超給林蘭蘭等四個“放牛班的孩子”頒發了久牽的畢業證書，上面寫著：“感謝你在久牽這個家付出的努力與勇氣！祝賀你已經擁有自由的靈魂。”

　　林蘭蘭從張軼超手里領到畢業證時覺得，好像要永遠離開久牽這個大家庭，未來的路會越走越遠。

　　久牽的孩子們來來去去，但張軼超像大樹一樣扎在那里。2002年他碩士畢業，公立學校那時待遇好，但他去了私立學校，在學校上課外的時間，都用來陪久牽的孩子。

　　有時別人會問他的父母，你兒子復旦畢業啦，去哪兒啦？在做什么呢？父母感覺受到打擊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　　張軼超為此曾和父母發生爭吵，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。如今，盡管久牽多次被媒體報道，受到贊譽，但張軼超仍然無法讓父母為他做的事情而自豪。“他們會覺得上個電視被采訪不是了不起的事情，能拿高薪才是。”

　　久牽的TOK課上，張軼超在給孩子們上課。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

　　5月27日，張軼超在久牽給孩子們上TOK課，他提出一個問題：成功是什么？

　　八個學生圍著他，大的23歲，小的在讀初三。初三的男孩王振濤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久牽就很成功啊，他改變了我們外地孩子的命運。”

　　張軼超望著他，微笑著說：“我們還沒有成功。”

　　在他看來，成功是突破自己既有的限制，也可以稱之為命運。比如，流動兒童的命運通常是，初中畢業以后讀個中專或者學個技術，成為普普通通的技術工人，或者做點小生意，成為個體戶。在這樣的命運里，他們很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價值，更多是為了謀生。“我覺得他只是意識到自身擁有很多可能性，但他依然還在他的命運軌跡里，沒有跳出來，他未來還要面臨很多束縛和壓力。”

　　從久牽走出去的孩子，有人去了UWC，有人考上了大學，還有的人中專畢業。無論哪條路這些孩子都面臨需要突破的命運。

　　“去UWC的孩子，只是進入了另外一個命運軌道，他們在國外讀完大學之后，也會有一條既定的道路，進外企，在寫字樓里面工作等等，這又是一個他們要突破的內容。”但張軼超覺得，可以獨立地認識這個世界，然后有勇氣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，他們在久牽就畢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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